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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国际法
本研究合集提供了过去七十年来在习惯国际法领域发表的文章的全面范围。“作为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做法的证据”的国际习惯被认为是国际法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因为它主要来自主权国家的行为，但也与国际法官在确定适用的习惯规则时的作用密切相关，国际法官与负责编纂(和逐步发展)习惯规则的机构(首先是国际法委员会)共同承担这一职能。国际习惯法虽然主要被认为是一般国际法，但它与世界上许多特定的法律领域和特定的地区有着复杂的关系。除了主要文章外，这个重要的收藏还包括编辑的原创介绍，对于每个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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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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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合集提供了过去七十年来在习惯国际法领域发表的文章的全面范围。“作为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做法的证据”的国际习惯被认为是国际法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因为它主要来自主权国家的行为，但也与国际法官在确定适用的习惯规则时的作用密切相关，国际法官与负责编纂(和逐步发展)习惯规则的机构(首先是国际法委员会)共同承担这一职能。国际习惯法虽然主要被认为是一般国际法，但它与世界上许多特定的法律领域和特定的地区有着复杂的关系。除了主要文章外，这个重要的收藏还包括编辑的原创介绍，对于每个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无价的。
贡献者
41篇文章，从1947年到2018年
作者包括:G. Abi-Saab, J. Charney, L. Condorelli, A. d 'Amato, R. Jennings, d . McRae, M. Mendelson, M. Riesman, M. Virally, A. Watts, P. Weil, M. Wood
作者包括:G. Abi-Saab, J. Charney, L. Condorelli, A. d 'Amato, R. Jennings, d . McRae, M. Mendelson, M. Riesman, M. Virally, A. Watts, P. Weil, M. Wood
内容
内容:
致谢
皮埃尔-玛丽·迪皮伊
第一部分作为法律渊源的国际习惯[215页]
1.W. Michael Reisman(1987)，“20世纪末的风俗崇拜”，《加利福尼亚西部国际法杂志》，第17期，133-45页。[13]
2.米歇尔·维拉利(1968)，“国际法的渊源”，载于马克斯·索伦森主编的《国际公法手册》第3章，伦敦，英国:麦克米伦有限公司，第130-44页。[15]
3.爱德华多·吉米内斯·德·阿尔萨梅加(1988)，“习俗”，载于安东尼奥·卡塞塞和约瑟夫·h·h·韦勒(编)，《国际立法中的变化与稳定》，第1部分，第1章，第1节(A)，德国柏林:Walter de Gruyter and Co.，第1-4页。[4]
4.Luigi Condorelli(1991)，“习俗”，载于Mohammed Bedjaoui(编)，国际法:成就与前景，第1部分，第7章，法国巴黎:UNESCO和荷兰多德雷赫特: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79-211。[33]
5.Jonathan I. Charney(1993)，“普遍国际法”，《美国国际法杂志》，87(4)，10月，529-51页。[23]
6.安东尼·达马托(1998)，“习惯国际法:一种重新表述”，《国际法理》第4期，第1 - 7页。[7]
7.亚历山大·奥拉赫拉什维利(2008)，《自然法与习惯法》，《时代研究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法学研究Völkerrecht》，68,69-110 . [42]
8.安西娅·伊丽莎白·罗伯茨(2001)，“习惯国际法的传统与现代方法:和解”，《美国国际法杂志》，95(4)，10月，757-91页。[35]
9.罗伯特·科尔布(2003):“习惯国际法理论中的若干问题”，《荷兰国际法评论》，50(2)，8月，119-50页。[32]
10.Luigi Condorelli(2012)，“习惯国际法:一般国际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于Antonio Cassese(主编)，《实现乌托邦:国际法的未来》第12章，英国牛津和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47-57页。[11]
第二部分习惯国际法的制定[223页]
11.I. C. MacGibbon(1957)，“习惯国际法与默许”，《英国国际法年鉴》，第33期，115-45页。[31]
12.Prosper Weil(1983)，“走向国际法的相对规范性?”，《美国国际法杂志》，77 (3)，July, 413-42 [30]
13.Jonathan I. Charney(1986)，“持续反对规则与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英国国际法年鉴》，56(1)，第1 - 24页。[24]
14.C. M. Chinkin(1989)，“软法的挑战:国际法的发展与变化”，《国际与比较法季刊》，38(4)，10月，850-66。[17]
15.莫里斯·门德尔松(1996):《习惯国际法中的主观因素》，《英国国际法年鉴》66(1)，第177-208页
[32]
16.Oscar Schachter(1996)，“新习俗:权力、法律意见和相反的实践”，载于Jerzy Makarczyk(主编)，《21世纪的国际法理论:纪念krzysztofskubiszewski的论文》，第二部分，荷兰海牙: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31-40页。[10]
17.加埃塔诺·阿兰乔-鲁伊斯(2007)，“习惯法:关于“自发的”国际惯例“理论的一些思考”，《Pouvoir, Pouvoir du Droit: msamlanges要约》，第二部分，第六章，布鲁塞尔，比利时:Bruylant出版社，93-124。[32]
18.乔治·阿比-萨博(2008)，“当代国际法中的习俗形成过程”，载于《阿斯加里与J-M》。Henckaerts(编)，习惯国际人道法会议论文集，2008年11月17-19日，伊朗德黑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05-15，勘误表[11]
19.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18)，“关于确定习惯国际法及其评注的结论草案”，(A/73/10)，第121-56页
[36]
第三部分，国际法官与习惯国际
法律[165页]
20.H. C. M. Charlesworth，《习惯国际法与尼加拉瓜案》，《澳大利亚国际法年鉴》，1987年第11期，第1-31页。[31]
21.Frederic L. Kirgis, Jr.(1987)，“滑动尺度上的海关”，《美国国际法杂志》，81(1)，1月，146-51页。[6]
22.丹尼尔·博丹斯基(1999)，《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核武器》，载于劳伦斯·布瓦松·德·查祖内斯和菲利普·桑兹主编，《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核武器》第二部分，第10章，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53-70页。[18]
23.Alberto alvarez - jimacimnez(2011)，“国际法院法理学中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方法:2000-2009”，《国际与比较法季刊》，60 (3)，July, 681-712。[32]
24.彼得·托姆卡(2013):“习惯与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与法庭法律与实践》，12(2)，195-216。[22]
25.斯蒂芬·塔尔蒙(2015):“确定习惯国际法:国际法院在归纳、演绎和主张之间的方法论”，《欧洲国际法杂志》，第26期，5月，第417-43页。[27]
26.尼尔斯·彼得森(2017):“国际法院与识别习惯国际法的司法政治”，《欧洲国际法杂志》，28(2)，5月，357-85页。[29]
第四部分习惯国际法的编纂[82页]
27.R. Y. Jennings(1947)，“国际法的渐进发展及其编纂”，《英国国际法年鉴》，第24期，301-29页
[29]
28.H. Lauterpacht(1955)，“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美国国际法杂志》，第49期，1月，第16-43页。[28]
29.Donald McRae(2013)，“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中法制化与渐进式发展的相互关系”，《国际法与外交杂志》，主编，111 (4)，March, 75-94。[20]
30.联合国(2019)，“2018年12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73/203)，1-5 [5]
第五部分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66页]
31.格里高利·通金(1993):《一般国际法仅仅是习惯法吗?》《欧洲国际法》，第4期，第534-41页。[8]
32.D. W. Bowett(1993)，“基于习惯国际法演变的条约修订”，《非洲国际与比比法杂志》，第5期，84-96页。[13]
33.Arthur Watts(2002)，“国际法院和条约的持续习惯国际法”，载于Nisuke Ando, Edward McWhinney, rdiger wolfrm和Betsy Baker Röben(编)，《自由之友》法官Shigeru Oda:第一卷，第三部分，荷兰海牙: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51-66 [16]
34.贾冰冰(2010):“条约与习惯的关系”，《国际法》第9期，第3月，81-109页。[29]
第六部分特别和“特别”习惯国际法
(124页)
35.安东尼·达马托(1969):“国际法中的特殊习惯概念”，《美国国际法杂志》，63(2)，4月，211-24页。[14]
36.安东尼奥·卡塞塞(1999)，《从法律角度看: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国际社会强制人道主义对策的国际合法化?》《欧洲国际法》，第10期，第23-30页。[8]
37.Theodor Meron(2005)，“习惯人道法的复兴”，《美国国际法杂志》，99(4)，10月，817-34页。[18]
38.Pierre-Marie Dupuy(2007)，“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一般原则”，载于Daniel Bodansky, Jutta brunn和Ellen Hey(编)，《牛津国际环境法手册》，第四部分，第19章，纽约，NY，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449-66
[18]
39.Jorge E. Viñuales(2014)，“投资规制中的习惯法”，《意大利国际法年鉴》，23(1)，11月23 - 48日[26]
40.坎贝尔·麦克拉克兰(2016)，《国际投资习惯法是否在演变?》[j]，《国际投资与投资研究》，vol . 31 (2)， Spring, 257-69
[13]
41.Brian McGarry(2017)，“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习俗发展”，《国际争端解决学报》，8(2)，5月，339-65 [27]
总卷:875页
致谢
皮埃尔-玛丽·迪皮伊
第一部分作为法律渊源的国际习惯[215页]
1.W. Michael Reisman(1987)，“20世纪末的风俗崇拜”，《加利福尼亚西部国际法杂志》，第17期，133-45页。[13]
2.米歇尔·维拉利(1968)，“国际法的渊源”，载于马克斯·索伦森主编的《国际公法手册》第3章，伦敦，英国:麦克米伦有限公司，第130-44页。[15]
3.爱德华多·吉米内斯·德·阿尔萨梅加(1988)，“习俗”，载于安东尼奥·卡塞塞和约瑟夫·h·h·韦勒(编)，《国际立法中的变化与稳定》，第1部分，第1章，第1节(A)，德国柏林:Walter de Gruyter and Co.，第1-4页。[4]
4.Luigi Condorelli(1991)，“习俗”，载于Mohammed Bedjaoui(编)，国际法:成就与前景，第1部分，第7章，法国巴黎:UNESCO和荷兰多德雷赫特: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79-211。[33]
5.Jonathan I. Charney(1993)，“普遍国际法”，《美国国际法杂志》，87(4)，10月，529-51页。[23]
6.安东尼·达马托(1998)，“习惯国际法:一种重新表述”，《国际法理》第4期，第1 - 7页。[7]
7.亚历山大·奥拉赫拉什维利(2008)，《自然法与习惯法》，《时代研究
8.安西娅·伊丽莎白·罗伯茨(2001)，“习惯国际法的传统与现代方法:和解”，《美国国际法杂志》，95(4)，10月，757-91页。[35]
9.罗伯特·科尔布(2003):“习惯国际法理论中的若干问题”，《荷兰国际法评论》，50(2)，8月，119-50页。[32]
10.Luigi Condorelli(2012)，“习惯国际法:一般国际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于Antonio Cassese(主编)，《实现乌托邦:国际法的未来》第12章，英国牛津和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47-57页。[11]
第二部分习惯国际法的制定[223页]
11.I. C. MacGibbon(1957)，“习惯国际法与默许”，《英国国际法年鉴》，第33期，115-45页。[31]
12.Prosper Weil(1983)，“走向国际法的相对规范性?”，《美国国际法杂志》，77 (3)，July, 413-42 [30]
13.Jonathan I. Charney(1986)，“持续反对规则与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英国国际法年鉴》，56(1)，第1 - 24页。[24]
14.C. M. Chinkin(1989)，“软法的挑战:国际法的发展与变化”，《国际与比较法季刊》，38(4)，10月，850-66。[17]
15.莫里斯·门德尔松(1996):《习惯国际法中的主观因素》，《英国国际法年鉴》66(1)，第177-208页
[32]
16.Oscar Schachter(1996)，“新习俗:权力、法律意见和相反的实践”，载于Jerzy Makarczyk(主编)，《21世纪的国际法理论:纪念krzysztofskubiszewski的论文》，第二部分，荷兰海牙: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31-40页。[10]
17.加埃塔诺·阿兰乔-鲁伊斯(2007)，“习惯法:关于“自发的”国际惯例“理论的一些思考”，《Pouvoir, Pouvoir du Droit: msamlanges要约》，第二部分，第六章，布鲁塞尔，比利时:Bruylant出版社，93-124。[32]
18.乔治·阿比-萨博(2008)，“当代国际法中的习俗形成过程”，载于《阿斯加里与J-M》。Henckaerts(编)，习惯国际人道法会议论文集，2008年11月17-19日，伊朗德黑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05-15，勘误表[11]
19.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18)，“关于确定习惯国际法及其评注的结论草案”，(A/73/10)，第121-56页
[36]
第三部分，国际法官与习惯国际
法律[165页]
20.H. C. M. Charlesworth，《习惯国际法与尼加拉瓜案》，《澳大利亚国际法年鉴》，1987年第11期，第1-31页。[31]
21.Frederic L. Kirgis, Jr.(1987)，“滑动尺度上的海关”，《美国国际法杂志》，81(1)，1月，146-51页。[6]
22.丹尼尔·博丹斯基(1999)，《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核武器》，载于劳伦斯·布瓦松·德·查祖内斯和菲利普·桑兹主编，《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核武器》第二部分，第10章，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53-70页。[18]
23.Alberto alvarez - jimacimnez(2011)，“国际法院法理学中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方法:2000-2009”，《国际与比较法季刊》，60 (3)，July, 681-712。[32]
24.彼得·托姆卡(2013):“习惯与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与法庭法律与实践》，12(2)，195-216。[22]
25.斯蒂芬·塔尔蒙(2015):“确定习惯国际法:国际法院在归纳、演绎和主张之间的方法论”，《欧洲国际法杂志》，第26期，5月，第417-43页。[27]
26.尼尔斯·彼得森(2017):“国际法院与识别习惯国际法的司法政治”，《欧洲国际法杂志》，28(2)，5月，357-85页。[29]
第四部分习惯国际法的编纂[82页]
27.R. Y. Jennings(1947)，“国际法的渐进发展及其编纂”，《英国国际法年鉴》，第24期，301-29页
[29]
28.H. Lauterpacht(1955)，“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美国国际法杂志》，第49期，1月，第16-43页。[28]
29.Donald McRae(2013)，“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中法制化与渐进式发展的相互关系”，《国际法与外交杂志》，主编，111 (4)，March, 75-94。[20]
30.联合国(2019)，“2018年12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73/203)，1-5 [5]
第五部分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66页]
31.格里高利·通金(1993):《一般国际法仅仅是习惯法吗?》《欧洲国际法》，第4期，第534-41页。[8]
32.D. W. Bowett(1993)，“基于习惯国际法演变的条约修订”，《非洲国际与比比法杂志》，第5期，84-96页。[13]
33.Arthur Watts(2002)，“国际法院和条约的持续习惯国际法”，载于Nisuke Ando, Edward McWhinney, rdiger wolfrm和Betsy Baker Röben(编)，《自由之友》法官Shigeru Oda:第一卷，第三部分，荷兰海牙: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51-66 [16]
34.贾冰冰(2010):“条约与习惯的关系”，《国际法》第9期，第3月，81-109页。[29]
第六部分特别和“特别”习惯国际法
(124页)
35.安东尼·达马托(1969):“国际法中的特殊习惯概念”，《美国国际法杂志》，63(2)，4月，211-24页。[14]
36.安东尼奥·卡塞塞(1999)，《从法律角度看: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国际社会强制人道主义对策的国际合法化?》《欧洲国际法》，第10期，第23-30页。[8]
37.Theodor Meron(2005)，“习惯人道法的复兴”，《美国国际法杂志》，99(4)，10月，817-34页。[18]
38.Pierre-Marie Dupuy(2007)，“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一般原则”，载于Daniel Bodansky, Jutta brunn
[18]
39.Jorge E. Viñuales(2014)，“投资规制中的习惯法”，《意大利国际法年鉴》，23(1)，11月23 - 48日[26]
40.坎贝尔·麦克拉克兰(2016)，《国际投资习惯法是否在演变?》[j]，《国际投资与投资研究》，vol . 31 (2)， Spring, 257-69
[13]
41.Brian McGarry(2017)，“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习俗发展”，《国际争端解决学报》，8(2)，5月，339-65 [27]
总卷:8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