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装
环境法例的执行
环境执法是环境法律和环境政策的关键问题，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虽然国际、欧洲和国家一级的法律文书数目继续增加，但有关法律的实际执行仍然不足，严重损害了环境法的效力。
更多信息
的一致好评
贡献者
内容
更多信息
环境执法是环境法和环境政策面临的关键问题，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虽然国际、欧洲和国家一级的法律文书数目继续增加，但有关法律的实际执行仍然不足，严重损害了环境法的效力。
基于这样的假设——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削弱了公共机构的信誉不应用,这本书组装的执行国际最重要的文章,欧盟和国家环境法律,从多个角度和方法问题改进的努力提供解决方案。通过编辑的原创性介绍，本合集对现有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力，并打算激发对改革和加强环境执法的可能方法的讨论。
基于这样的假设——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削弱了公共机构的信誉不应用,这本书组装的执行国际最重要的文章,欧盟和国家环境法律,从多个角度和方法问题改进的努力提供解决方案。通过编辑的原创性介绍，本合集对现有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力，并打算激发对改革和加强环境执法的可能方法的讨论。
的一致好评
路德维希Krämer的这个研究集填补了环境法执法相关法律研究的空白。它从不同的角度(国际、欧洲和国家)分析并涵盖从方法到实质性问题的不同方面，提供了关于这一专题的现有文献的合理和全面的收集。这本书代表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参考点，为所有学者感兴趣的理解最相关的方面和最重要的教训，可以学到的有关环境法律的执行。
- Massimiliano Montini，意大利锡耶纳外国人大学
- Massimiliano Montini，意大利锡耶纳外国人大学
贡献者
40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4年
贡献者包括:J. Brunnée, J. Darpö， J. ebesson, M.G. Faure, J. h . Jans, K. Lenaerts, R. Macrory, A.T. Marseille, P.H. Sand, C.E. Wasserman
贡献者包括:J. Brunnée, J. Darpö， J. ebesson, M.G. Faure, J. h . Jans, K. Lenaerts, R. Macrory, A.T. Marseille, P.H. Sand, C.E. Wasserman
内容
内容:
路德维希·克鲁默简介
第一部分策略，哲学，一般问题
1.Cheryl E. Wasserman(1990)，“美国的遵守和执行概述:哲学、战略和管理工具”，国际执行研讨会，1990年5月8日至10日:会议记录，第一章，第一卷，荷兰乌得勒支:住房、物理规划和环境部，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环境保护署，7-45
2.Gertrude Lübbe Wolff（2001），“有效的环境立法——欧洲污染控制的不同理念”，《环境法杂志》，13（1），79-87
3.Richard Macrory(2013)，“制裁与保障:监管执法的美丽新世界”，《当前法律问题》，66 (1)，233-66
4.Marcia E. Mulkey(2004)，“法官和其他立法者:对环境执法的重要贡献”，可持续发展法律和政策，第四(1)，春季，2-16
5.Lesley K. McAllister, Benjamin van Rooij和Robert A. Kagan(2010)，“重新定位法规:工业化国家的污染执法”，法律与政策，32 (1)，1 - 13
第二部执法及公共当局
6.大卫·m·科尼斯基(David M. Konisky, 2007)，《监管竞争与环境执法:是否存在竞争?》，《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1(4)，10月，853-72
7.Reiner-Jörg Hüper（2004），“德国环境刑法的适用”，载于弗朗索瓦·孔德和路德维希·克鲁默（编辑），《欧洲环境犯罪：制裁规则》，第14章，格罗宁根，德国：欧洲法律出版社，149151–58
8.K.J. de Graaf和J.H. Jans(2007)，“学术文章:环境标准不执行案例中的公共当局责任”，《佩斯环境法律评论》，24(2)，夏季，377-98
9美国环境保护局（2011），“环境保护局必须改进对州执法的监督”，报告编号12-P-0113，2011年12月9日，第2章，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环境保护局，6-24
10.Eugene Mazur(2011)，“分散治理系统中的环境执法:迈向全国水平的竞争环境”，经合组织环境工作论文第34期，巴黎，法国:经合组织出版社，i, 9-40
第三部分国际协定的执行
11Jutta Brunnée（2005），“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中的执法机制”，《欧洲环境法协会评论》，第1、1-12页
12Michael Bothe（1996），“国际环境法执行机制的评估：概述”，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13-38
13Winfried Lang（1996），“贸易限制作为强制遵守国际环境法的一种手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强制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265-83
14.亚历山德拉González-Calatayud、Gabrielle Marceau(2002)，“多边环境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欧洲共同体与国际环境法评论》，11(3)，11月255 - 86
15Gebhard Kirchgässner和Ernst Mohr（1996），“贸易限制作为强制遵守国际环境法的可行手段：经济评估”，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强制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199–226
16Veit Koester（2007），《奥胡斯公约合规委员会：程序和判例概述》，环境政策和法律，37（2-3），83-96
17Jonas Ebbesson（2007），“通过欧洲共同体法律实施和执行波罗的海公约”，作者：Martin Führ、Rainer Wahl和Peter von Wilmowsky（编辑），Umweltrecht and Umweltwissenschaft:Festschrift Für Eckard Rehbinder，柏林，德国：Erich Schmidt Verlag，693–704
18.Peter H. Sand(2013)，《执行CITES:贸易制裁的兴衰》，《欧洲共同体与国际环境法评论》，22(3)，11月251-63
第四部分欧盟环境法的实施
19.Koen Lenaerts和José A. Gutiérrez-Fons(2011)，“欧盟环境执法的一般体系”，《欧洲法律年鉴》，30 (1)，3-41
20.肯·柯林斯和大卫·恩肖(1992)，“欧洲共同体环境立法的实施和执行”，环境政治，特刊:欧洲共同体的绿色维度:政治问题和过程，1(4)，11月213-49
21.利亚姆·卡什曼(2006)，“环境领域的委员会合规促进和执行”，《欧洲环境和规划法杂志》，3 (5)，385-94
22.布莱恩·杰克(2011)，“执行欧盟成员国遵守欧盟环境法:对使用财政处罚的批判性评估”，《环境法杂志》，23(1)，3月73-95
23.Martin Hedemann-Robinson(2012)，《欧盟执行国际环境协议:欧盟委员会的作用》，《欧洲能源与环境法律评论》，21(1)，2月2-30日
24.苏珊娜·金斯顿(2013)，《注意差距:欧盟环境法的执行困难和持续未兑现的承诺》，《欧洲环境法与治理视角》，第7章，英国阿宾顿和美国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47-76
第五部分公民社会的执法
25.Jan Darpö(2013)，“有效的正义?”合成研究实现文章的报告9(3)和9(4)17奥胡斯公约的成员国的欧盟”,在简·h·占斯理查德Macrory和Angel-Manuel莫雷诺莫利纳(eds),国家法院和欧盟环境法,第八章,格罗宁根,荷兰:欧罗巴法律出版社,167年,169 - 212
26Jan H.Jans和Albert T.Marseille（2010），“非政府组织在针对公共当局的环境诉讼中的作用：关于荷兰司法审查和诉诸法院的一些意见”，《环境法杂志》，22（3），373-90
27詹妮弗·卡塞尔（2007），“实施环境人权：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战略选择”，《西北国际人权杂志》，6（1），秋季，104-27页
28Ludwig Krämer（2014），“欧盟环境法的实施：从伟大原则到日常实践——改善公民参与”，环境政策和法律，44（1-2），247-56
29.Christian Schall(2008)，《在人权法庭上的环境公益诉讼:一个有前途的未来概念?》《环境法杂志》，20 (3)，417-53
第六部分具体国家
30.Joel A. Mintz(2013)，《评估国家环境执法:来自美国“经验”的一些教训》，乔治敦国际环境法评论，26(1)，秋季，1 - 12
31.Christopher N. Behre(2003)，《墨西哥环境法:自NAFTA环境合作协议签署以来的执行和公众参与》，《跨国法律与政策杂志》，12(2)，春季327-43
32.罗永雄、王伟、李红英(2012)，“中国执法差距的解释:地方政府支持和内部机构障碍对广州执法行动的预测”，《环境管理学报》，111,11,227-35
33Benjamin van Rooij和Carlos Wing Hung Lo（2010），“脆弱的趋同：理解中国工业污染法执行中的差异”，《法律与政策》，32（1），1月14日至37日
34.利亚姆·卡什曼(2013)，“欧盟环境立法在爱尔兰的执行:20年回顾”，苏珊娜·金斯顿(编)，环境法和治理的欧洲视角，第八章，英国阿宾顿和纽约，美国纽约:Routledge, 177-96
35.Michael G. Faure和Katarina Svatikova(2010)，“佛兰德地区环境法的执行”，《欧洲能源和环境法评论》，19(2)，4月60-79
第七部分具体文书
36Victor B.Flatt和Paul M.Collins Jr.（2011），“困境中的环境执法：没有免费的保护，也没有免费的数据”，环境法记者，41（8），10679-85
37Michael Bothe（2006），“确保遵守多边环境协议——检查和外部监测系统”，载于Ulrich Beyerlin、Peter Tobias Stoll和Rüdiger Wolfrum（编辑），确保遵守多边环境协议：从业人员与学术界的对话，莱顿，荷兰和波士顿，马萨诸塞州：Koninklijke Brill内华达州，247-58
38.Wayne B. Gray和Jay P. Shimshack(2011)，“环境监测和执法的有效性:经验证据综述”，《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5(1)，冬季，3-24
39.Marjan pepeters(2006)，“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的执行”，Marjan pepeters和Kurt Deketelaere(合编)，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新监管举措的挑战，第九章，英国切尔滕纳姆和北安普顿，美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169-87
40.Michael Watson(2006)，“刑事和民事处罚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比较研究”，《欧洲环境法评论》，15 (4)，108-13
指数
路德维希·克鲁默简介
第一部分策略，哲学，一般问题
1.Cheryl E. Wasserman(1990)，“美国的遵守和执行概述:哲学、战略和管理工具”，国际执行研讨会，1990年5月8日至10日:会议记录，第一章，第一卷，荷兰乌得勒支:住房、物理规划和环境部，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环境保护署，7-45
2.Gertrude Lübbe Wolff（2001），“有效的环境立法——欧洲污染控制的不同理念”，《环境法杂志》，13（1），79-87
3.Richard Macrory(2013)，“制裁与保障:监管执法的美丽新世界”，《当前法律问题》，66 (1)，233-66
4.Marcia E. Mulkey(2004)，“法官和其他立法者:对环境执法的重要贡献”，可持续发展法律和政策，第四(1)，春季，2-16
5.Lesley K. McAllister, Benjamin van Rooij和Robert A. Kagan(2010)，“重新定位法规:工业化国家的污染执法”，法律与政策，32 (1)，1 - 13
第二部执法及公共当局
6.大卫·m·科尼斯基(David M. Konisky, 2007)，《监管竞争与环境执法:是否存在竞争?》，《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1(4)，10月，853-72
7.Reiner-Jörg Hüper（2004），“德国环境刑法的适用”，载于弗朗索瓦·孔德和路德维希·克鲁默（编辑），《欧洲环境犯罪：制裁规则》，第14章，格罗宁根，德国：欧洲法律出版社，149151–58
8.K.J. de Graaf和J.H. Jans(2007)，“学术文章:环境标准不执行案例中的公共当局责任”，《佩斯环境法律评论》，24(2)，夏季，377-98
9美国环境保护局（2011），“环境保护局必须改进对州执法的监督”，报告编号12-P-0113，2011年12月9日，第2章，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环境保护局，6-24
10.Eugene Mazur(2011)，“分散治理系统中的环境执法:迈向全国水平的竞争环境”，经合组织环境工作论文第34期，巴黎，法国:经合组织出版社，i, 9-40
第三部分国际协定的执行
11Jutta Brunnée（2005），“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中的执法机制”，《欧洲环境法协会评论》，第1、1-12页
12Michael Bothe（1996），“国际环境法执行机制的评估：概述”，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13-38
13Winfried Lang（1996），“贸易限制作为强制遵守国际环境法的一种手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强制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265-83
14.亚历山德拉González-Calatayud、Gabrielle Marceau(2002)，“多边环境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欧洲共同体与国际环境法评论》，11(3)，11月255 - 86
15Gebhard Kirchgässner和Ernst Mohr（1996），“贸易限制作为强制遵守国际环境法的可行手段：经济评估”，载于Rüdiger Wolfrum（编辑），“强制执行环境标准：作为可行手段的经济机制？”柏林和海德堡，德国：斯普林格，199–226
16Veit Koester（2007），《奥胡斯公约合规委员会：程序和判例概述》，环境政策和法律，37（2-3），83-96
17Jonas Ebbesson（2007），“通过欧洲共同体法律实施和执行波罗的海公约”，作者：Martin Führ、Rainer Wahl和Peter von Wilmowsky（编辑），Umweltrecht and Umweltwissenschaft:Festschrift Für Eckard Rehbinder，柏林，德国：Erich Schmidt Verlag，693–704
18.Peter H. Sand(2013)，《执行CITES:贸易制裁的兴衰》，《欧洲共同体与国际环境法评论》，22(3)，11月251-63
第四部分欧盟环境法的实施
19.Koen Lenaerts和José A. Gutiérrez-Fons(2011)，“欧盟环境执法的一般体系”，《欧洲法律年鉴》，30 (1)，3-41
20.肯·柯林斯和大卫·恩肖(1992)，“欧洲共同体环境立法的实施和执行”，环境政治，特刊:欧洲共同体的绿色维度:政治问题和过程，1(4)，11月213-49
21.利亚姆·卡什曼(2006)，“环境领域的委员会合规促进和执行”，《欧洲环境和规划法杂志》，3 (5)，385-94
22.布莱恩·杰克(2011)，“执行欧盟成员国遵守欧盟环境法:对使用财政处罚的批判性评估”，《环境法杂志》，23(1)，3月73-95
23.Martin Hedemann-Robinson(2012)，《欧盟执行国际环境协议:欧盟委员会的作用》，《欧洲能源与环境法律评论》，21(1)，2月2-30日
24.苏珊娜·金斯顿(2013)，《注意差距:欧盟环境法的执行困难和持续未兑现的承诺》，《欧洲环境法与治理视角》，第7章，英国阿宾顿和美国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47-76
第五部分公民社会的执法
25.Jan Darpö(2013)，“有效的正义?”合成研究实现文章的报告9(3)和9(4)17奥胡斯公约的成员国的欧盟”,在简·h·占斯理查德Macrory和Angel-Manuel莫雷诺莫利纳(eds),国家法院和欧盟环境法,第八章,格罗宁根,荷兰:欧罗巴法律出版社,167年,169 - 212
26Jan H.Jans和Albert T.Marseille（2010），“非政府组织在针对公共当局的环境诉讼中的作用：关于荷兰司法审查和诉诸法院的一些意见”，《环境法杂志》，22（3），373-90
27詹妮弗·卡塞尔（2007），“实施环境人权：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战略选择”，《西北国际人权杂志》，6（1），秋季，104-27页
28Ludwig Krämer（2014），“欧盟环境法的实施：从伟大原则到日常实践——改善公民参与”，环境政策和法律，44（1-2），247-56
29.Christian Schall(2008)，《在人权法庭上的环境公益诉讼:一个有前途的未来概念?》《环境法杂志》，20 (3)，417-53
第六部分具体国家
30.Joel A. Mintz(2013)，《评估国家环境执法:来自美国“经验”的一些教训》，乔治敦国际环境法评论，26(1)，秋季，1 - 12
31.Christopher N. Behre(2003)，《墨西哥环境法:自NAFTA环境合作协议签署以来的执行和公众参与》，《跨国法律与政策杂志》，12(2)，春季327-43
32.罗永雄、王伟、李红英(2012)，“中国执法差距的解释:地方政府支持和内部机构障碍对广州执法行动的预测”，《环境管理学报》，111,11,227-35
33Benjamin van Rooij和Carlos Wing Hung Lo（2010），“脆弱的趋同：理解中国工业污染法执行中的差异”，《法律与政策》，32（1），1月14日至37日
34.利亚姆·卡什曼(2013)，“欧盟环境立法在爱尔兰的执行:20年回顾”，苏珊娜·金斯顿(编)，环境法和治理的欧洲视角，第八章，英国阿宾顿和纽约，美国纽约:Routledge, 177-96
35.Michael G. Faure和Katarina Svatikova(2010)，“佛兰德地区环境法的执行”，《欧洲能源和环境法评论》，19(2)，4月60-79
第七部分具体文书
36Victor B.Flatt和Paul M.Collins Jr.（2011），“困境中的环境执法：没有免费的保护，也没有免费的数据”，环境法记者，41（8），10679-85
37Michael Bothe（2006），“确保遵守多边环境协议——检查和外部监测系统”，载于Ulrich Beyerlin、Peter Tobias Stoll和Rüdiger Wolfrum（编辑），确保遵守多边环境协议：从业人员与学术界的对话，莱顿，荷兰和波士顿，马萨诸塞州：Koninklijke Brill内华达州，247-58
38.Wayne B. Gray和Jay P. Shimshack(2011)，“环境监测和执法的有效性:经验证据综述”，《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5(1)，冬季，3-24
39.Marjan pepeters(2006)，“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的执行”，Marjan pepeters和Kurt Deketelaere(合编)，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新监管举措的挑战，第九章，英国切尔滕纳姆和北安普顿，美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169-87
40.Michael Watson(2006)，“刑事和民事处罚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比较研究”，《欧洲环境法评论》，15 (4)，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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